一、案件核心事实与司法裁判要点

1. 案件基本情况
被告人李某博于2019年12月至案发期间，虚构“亚某逊跨境电商”APP，以跨境电商投资为名构建传销体系：

• 模式设计：要求会员缴纳500元注册费，投资1000元起即可获得14天20%的高额返利，并通过发展下线（一代至三代）获取3%-1%的推荐奖，发展5万元投资可升级为“店主”，享受七代会员奖励。
• 规模与后果：平台发展会员层级达9级，涉及202人以上，吸收资金742万余元，李某博个人获利262万余元，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崩盘。
• 司法程序：李某博于2021年1月主动投案，但拒不交代资金去向；河南省灵宝市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，罚金20万元；从犯徐某明因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获刑1年，罚金5万元。二审维持原判。

2. 争议焦点与法律适用
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罪名界分与共犯处理：

• 罪名认定：李某博的行为同时符合集资诈骗罪（《刑法》第192条）与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（《刑法》第224条之一）的构成要件。法院通过以下关键点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：
  • 非法占有目的：无实际经营活动，资金未用于投资或返利，且拒不兑现承诺、隐瞒资金去向。
  • 诈骗手段：虚构“亚某逊”背景，通过虚假宣传、组织考察等方式强化欺骗性。
• 共犯处理：徐某明虽参与宣传推广，但无证据显示其明知李某博的非法占有目的，故以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，并认定为从犯，依法减轻处罚。

二、以传销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定罪逻辑与证据规则

1. 罪名竞合时的处理原则
当传销行为与集资诈骗交织时，需通过以下要素判断罪名适用：

• 核心目的：若组织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即使行为符合传销特征，也应优先适用集资诈骗罪（刑罚更重）。
• 资金用途：未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或返利，而是用于个人挥霍、转移隐匿的，直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。
• 行为模式：虚构投资项目、夸大盈利前景，结合层级化返利机制吸引资金，属于典型的“庞氏骗局”。

2. 证据审查重点
法院在本案中严格审查以下证据链：

• 资金流水：追踪集资款流向，确认李某博未将资金用于承诺的“日韩仓投资”。
• 会员结构：通过层级关系、推荐奖励记录证明传销特征。
• 宣传资料：虚假APP界面、夸大宣传文案作为诈骗手段的直接证据。
• 被告人供述：李某博投案但未如实供述资金去向，徐某明对传销性质的明知程度。

三、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考量与共犯区分

1. 主从犯的量刑差异

• 李某博（主犯）：作为犯罪发起者、资金实际控制人，承担全部涉案金额责任，量刑时仅部分考虑其主动投案情节（因未如实供述，未认定为自首）。
• 徐某明（从犯）：虽参与宣传推广，但无决策权，且案发后家属全额退赃，依法减轻处罚。法院严格区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次要作用，避免“主犯实行过限”影响从犯量刑。

2. 涉案财物处理

• 追缴与退赔：李某博非法获利262万余元被全额追缴，徐某明退缴违法所得2.4万元。法院强调对涉案财物的彻底追查，以弥补被害人损失。
• 财产刑适用：李某博被判20万元罚金，与其获利比例相当；徐某明5万元罚金体现从轻原则。

四、对类似案件的实务启示

1. 辩护策略与风险防控

• 罪名选择：若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，应重点论证资金用途的合法性（如实际投资、合理亏损），避免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。
• 证据固定：及时保存资金流向记录、经营合同等，证明无诈骗故意。
• 共犯脱罪路径：从犯可通过证明对主犯非法占有目的的不知情、未参与核心决策等争取轻判。

2. 司法趋势与合规建议

• 严打传销式集资：近年司法实践对“虚拟投资+层级返利”模式采取从严认定，即使披着“跨境电商”“区块链”等外衣，仍可能被穿透定性为诈骗。
• 企业合规要点：避免设计多层返利机制，确保投资项目真实性，完善资金托管与信息披露。

结语

李某博案为以传销手段实施集资诈骗的司法处理提供了典型样本。法院通过严格审查非法占有目的、精准区分共犯责任，既打击了犯罪核心，又避免了打击扩大化。对于类似案件，需结合资金用途、行为模式等综合判断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